《我是女儿，我是丈夫，我还是父亲》是干酪奶团所创作的一部令人陶醉的短篇言情小说。故事围绕着主角小树小禾展开，融合了浪漫的爱情、刺激的冒险和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本小说以其细腻的描述和令人心动的情感描写而赢得了读者们的喜爱。够我妈交三个月的房贷。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背书，晚上十二点才睡，课间十分钟都在刷题。……。
《我是女儿，我是丈夫，我还是父亲》精选：
1十二岁我成了她的丈夫我妈第一次叫我“老公”的时候，我十二岁。
那天我爸刚走——不是死了，是跑了。跟一个在麻将桌上认识的女人，
带着家里仅剩的三万块钱，消失得干干净净。我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是我爸歪歪扭扭的字迹：“我走了，别找我。”她没有哭。
她只是坐在那里，像一台断了电的机器，眼睛直直地盯着茶几上那半杯凉透了的茶。
我从房间里走出来，站在她面前。“妈。”她抬起头看我。她的眼睛很干，
干得像冬天里开裂的河床，但眼眶是红的，红得吓人。“小禾，”她说，“你爸不要我们了。
”那年我十二岁，妹妹林小禾九岁，弟弟林小树才四岁。我是林家的长女，叫林漫。“妈，
还有我。”我说。她看着我，目光涣散，像是在看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她伸出手，
摸了摸我的脸，忽然笑了。那个笑容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背发凉——不是温暖的笑，
是一种把所有的指望都押在一个人身上的、沉甸甸的笑。“对，还有你。”她说，
“你就是妈的丈夫了。”我以为她在开玩笑。一个刚刚被丈夫抛弃的女人，
说了一句荒唐的话，仅此而已。但她是认真的。从那天起，我的角色就变了。
我不再是林家的长女，我是这个家的顶梁柱——我妈的“丈夫”，我弟弟妹妹的“父亲”。
十三岁那年，我开始打工。学校对面有一家早餐店，老板姓王，
每天早上四点钟需要人帮忙炸油条、磨豆浆。我去找他，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太小了。
”“我劲儿大。”我说。他让我试了一天。凌晨四点，天还没亮，我站在油锅前面，
把面团拉长、拧一下、放进滚烫的油里。油花溅到手上，烫出一个个小红点，
我咬着牙没吭声。王老板在旁边看着，最后说：“行，你留下吧。一天三十块，管早饭。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每天早上四点出门，六点半赶到学校上课，
下午四点半放学再去菜市场帮人搬菜，一个小时赚十五块。周末去商场发传单，一天八十。
我妈不知道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她只知道每个月我给她一千五百块，说“学校发的助学金”。
“这么多？”她接过钱的时候，眼睛亮了一下。“嗯，国家政策好。”她没有追问。
她从来不会追问。她需要的不是真相，是一个不用她操心的世界。而我，
就是那个替她撑起这个世界的人。十四岁那年，我学会了修水管、换灯泡、通马桶。
家里的热水器坏了，我爬上去拆开来看，被电打了一下，整个手臂麻了半个小时。
小禾在旁边吓哭了，我说没事，姐皮厚。十五岁那年，小树发高烧，四十度，
烧得整个人都在抖。我妈在客厅里看电视，喊了一声“小漫，你弟发烧了”，
然后继续看她的电视剧。我背着小树跑了三条街去卫生所，
医生说再晚来一个小时就烧成肺炎了。我交了八十块的挂号费和药费，口袋里还剩十二块。
回来的路上，小树趴在我背上，滚烫的额头贴着我的脖子，迷迷糊糊地叫了一声“妈”。
我愣了一下。“叫姐姐。”我说。“妈妈……”他又叫了一声，烧糊涂了，分不清谁是谁。
我没有纠正他。背着他继续走，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柏油路上，
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一个大人。那天晚上，我把他放在床上，给他擦了身体、喂了药，
坐在床边守到凌晨三点，烧退了才敢闭眼。第二天早上，我妈说：“小漫，早饭做好了没有？
”我五点才睡，七点又爬起来，去厨房煮了一锅粥。手抖得厉害，粥洒了一点在灶台上，
我用抹布擦干净，端了三碗出去。“妈，吃饭了。”她接过碗，喝了一口，
皱了皱眉：“今天粥煮得太稀了。”“对不起，下次多放点米。
”小禾在旁边小声说：“姐昨晚没睡好——”“吃饭。”我打断了她。
我不需要任何人替我说话。在这个家里，我不能脆弱，不能委屈，不能有情绪。
我是那个撑伞的人，伞下面的人只需要不被雨淋到就够了，不需要知道撑伞的人手臂有多酸。
2墙不能倒十六岁那年，我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全班四十七个人，我考了第三名。
班主任特意打电话到家里报喜，我妈接的电话。“林漫妈妈，林漫考了全县第三十名，
上了重点线！”“哦，挺好的。”我妈说，然后挂了电话。那天晚上她没有提这件事，
没有夸我，没有问我想要什么奖励。她在跟牌友打电话，聊隔壁邻居的八卦，笑了好几次。
我坐在书桌前，把成绩单折好，夹在课本里。课本是上一届学姐留下来的，
封面上写着别人的名字，书角卷起来，有几页被水泡过，皱巴巴的。小禾推门进来，
手里拿着一块蛋糕——是那种超市里卖的五块钱一盒的虎皮蛋糕。“姐，给你的。
”“哪儿来的？”“同学过生日分的，我没舍得吃，带回来给你。”她站在门口，
瘦瘦小小的，校服袖口磨得发白，但眼睛亮亮的，像两颗洗干净的葡萄。“你吃吧，我不饿。
”“你骗人。你今天只吃了一个包子。”我看着她，忽然觉得鼻子酸了。九岁的孩子，
什么都知道。她知道我每天只吃一顿饭，知道我把所有的钱都交给妈，
知道我在学校从来不订营养餐——班主任问起来的时候，我说“我忘了带钱”。“姐不饿，
真的。”“那你也得吃。”她把蛋糕放在我桌上，转身跑了。我拿起蛋糕，
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很甜，甜得有点腻。但那是那一年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高中三年，
我拼了命地学。不是因为热爱，是因为奖学金。年级前十名有三千块奖学金，
够我妈交三个月的房贷。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背书，晚上十二点才睡，课间十分钟都在刷题。
我的眼睛从一百五十度涨到了四百度，镜片上全是划痕——我不舍得换，一副眼镜要四百块，
够小树交两个月的幼儿园托费。高二那年，我妈的腰出了问题。腰椎间盘突出，
医生说不能干重活，要多休息。她在一家小工厂做包装工，一个月两千三，
是家里唯一的稳定收入。她不能干了，家里就断了粮。我找了三份**。
早上四点到七点在早餐店，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在学校食堂帮工——管一顿饭，再加五块钱。
晚上六点到九点在超市当收银员。一天睡不到五个小时，上课的时候困得眼皮打架，
用笔尖扎自己的大腿，疼得一个激灵，清醒五分钟，然后继续困。成绩掉到了年级三十名。
班主任找我谈话。“林漫，你最近怎么了？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没有，老师。
我就是最近状态不好，我会调整的。”“你是有希望冲一本的，别松懈。”“我知道了，
老师。
”我没有告诉她我每天晚上九点下班之后还要回家给小树洗澡、哄他睡觉、检查小禾的作业。
我没有告诉她我妈的腰疼得下不了床，所有的家务都压在我一个人身上。
我没有告诉她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不是因为不想睡，是因为没有时间睡。说了又怎样？
说了能改变什么？没有人能帮我。我是这个家的墙，墙倒了，里面的人就会被风吹走。
所以我不能倒。再累都不能倒。高三那年，我瘦了二十斤。一米六五的个子，不到九十斤，
锁骨凸出来，像两根架在胸口上的衣架。小禾有时候会盯着我看，然后低下头，不说话。
她知道。她什么都知道。高考前一个月，我妈的腰又犯了。这次更严重，疼得在床上打滚。
我背着她去医院的——她已经瘦到一百斤出头了，我能背得动。医生说要做理疗，
一个疗程两千块。我拿出攒了半年的钱，三千七，本来是准备交大学学费的。
我把两千块交到医院收费窗口的时候，手在发抖。不是心疼钱。是心疼自己。我十八岁了。
别的女孩在想着高考之后去哪里旅游、穿什么裙子、跟哪个男生表白。我在想，
下个月的房贷从哪里来，小树的幼儿园学费怎么交，我妈的理疗做完之后还能不能继续上班。
小禾那年十五岁，已经懂事了。她放学之后会去菜市场买菜，会做饭，会洗衣服，
会帮我看着小树。她学着我的样子，把自己活成一个小大人。有一天晚上，
我坐在阳台上发呆，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姐。”“嗯。”“你后悔吗？”“后悔什么？
”“后悔生在这个家里。”我沉默了很久。“不后悔。”我说，“但我有时候会想，
如果我不用管这些事，我会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不知道。
也许会更快乐一点吧。”她靠在我的肩膀上，没有说话。阳台外面是县城的夜景，
稀稀拉拉的灯光，像一个打翻了的星星罐子。“姐，等我长大了，我来替你。”“替我什么？
”“替你当这个家的家长。”我笑了一下，伸手揽住她的肩膀。“不用。你好好读书，
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过你自己的日子。姐替你撑着就行了。”她哭了。无声地哭，
眼泪滴在我的手背上，凉凉的。“姐，你太累了。”“习惯了。”我说。这两个字，
是我对自己说过最多的话。习惯了。习惯凌晨四点起床，习惯被油花烫到手，
习惯背着弟弟跑三条街去卫生所，习惯把成绩单折好夹在课本里因为没有人会看，
习惯在班主任问“你最近怎么了”的时候说“我没事”。习惯了不被关心，
习惯了没有人问“你累不累”，习惯了把自己活成一面墙——墙不需要吃饭，不需要睡觉，
不需要被拥抱，只需要站在那里，挡住所有的风。
3录取通知书锁进抽屉高考我考了全县第十五名，上了本省的一本线。班主任喜出望外，
打电话来说“林漫你太厉害了”。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在房间里坐了一整夜。
本省的一本大学，在省会，离家三百公里。学费一年五千六，住宿费一千二，加上生活费，
一年至少要一万五。一万五，够我妈还半年的房贷，够小树交两年的学费，够这个家活很久。
我把录取通知书放进了抽屉里，没有告诉任何人。第二天，我去了一家中介公司，
找了一份全职工作。业务员，底薪一千八加提成，卖保健品。每天穿着不合身的高跟鞋，
拎着样品袋，跑遍县城里所有的小区和写字楼。“阿姨，这个钙片对腰椎好，您试试？
”“大爷，这个鱼油降血脂的，买三送一。”一个月下来，我跑了三百多户，卖出去七单，
提成拿了八百块。加上底薪，两千六。比我妈在工厂上班的时候还多三百。
我把钱交给我妈的时候，她的腰已经好了很多，能下床走动了。她接过钱，数了数，
说：“你不上大学了？”“不上了。”“为什么？”“家里需要钱。”她没有说话。
她把钱塞进口袋里，然后打开电视，看一档相亲节目。
节目里的男女嘉宾在台上牵手、拥抱、说甜言蜜语，我妈看得津津有味，偶尔笑一声。
我站在客厅里，看着她。她不会说“对不起”。她不会说“是妈拖累了你”。
她不会说“你去上大学吧，家里的事妈想办法”。她不会说这些。她只会接过钱，
塞进口袋里，然后看电视。不是因为她不爱我。
是因为她已经习惯了——习惯了我不声不响地撑起一切，
习惯了把所有她不想面对的事情交给我，习惯了在这个家里，她是一个被照顾的人，
而我是那个照顾她的人。她是母亲，我是“丈夫”。这句话听起来荒谬，但在这个家里，
它就是现实。她依赖我，像依赖一个丈夫。家里的大事小事，从房贷水电到小树的家长会，
全部是我的事。她只负责两件事：上班——等她腰好了之后又回工厂了——和看电视。
而小树，他把我叫“妈妈”叫到了六岁。六岁那年他上了小学，有一天回来问我：“姐，
为什么别人的姐姐是姐姐，你什么都管我？”“因为爸妈忙。”我说。“可是你比妈还像妈。
”我蹲下来，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圆圆的，黑黑的，跟我一模一样。“小树，
以后叫姐姐。不要叫妈妈。”“为什么？”“因为我是你姐姐。妈妈是妈妈。
”他歪着头想了想，然后说：“可是你比妈妈对我还好。”我摸了摸他的头，没有回答。
小禾在旁边听到了，放下手里的笔，看了我一眼。她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神在说——姐，
我知道。小禾什么都知道。十五岁的她，已经长成了一个沉默的、早熟的女孩。她成绩很好，
跟我当年一样，年级前二十。她从来不跟我要任何东西，衣服穿我穿过的，书包用我用过的，
连笔都是捡我用剩下的。有一次我给她买了一双新鞋——安踏的打折款，六十八块。
她接过来的时候，眼睛红了。“姐，你不用给我买东西。”“你那双鞋底都磨破了。
”“还能穿。”“穿上。”我蹲下来，把鞋套在她脚上，“好看吗？”她低头看了看，
眼泪掉在了鞋面上。“好看。”“那就穿着。”她穿着那双新鞋，在客厅里走了两圈，
然后回来抱住我。“姐，我以后一定对你好。”“你先对自己好。”我说，“好好读书，
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姐不用你对我好，姐只要你过得好。”她在我怀里哭了很久。
我拍着她的背，像小时候哄她睡觉一样。我妈在房间里看电视，音量开得很大，
